这些观点都可以说是以英美法作为立论的基础。
以上叙述中完全没有触及法的支配（rule of law）的内容，此点与同书中法治国家的频繁出现形成鲜明对照。以下就从法治主义的限度出发选择几个问题点。
此时采用的论证逻辑是，在作为批判、攻击对象的法治主义是一种僵硬的、矫正困难的理论，或者说是一种自我发展存在困难的原理这一前提下，除了根据法的支配对其进行矫正之外别无他法。[19] 参照佐藤幸治《日本国宪法与法的支配》（2002年）。第二，事前规制向事后规制的转换、通过法院实现对个人权利的实效性保障当然不只是日本的问题。[22] 否定法治国而向法的支配过渡这样的日本式议论在德国没有出现，此点已在前揭注14揭示的藤田论文中指出。在日本标准的行政法教科书中，行政程序整备的必要性问题虽被指出，但就其内容等问题而言，也仅止于在行政行为论中的行政行为程序瑕疵中被提及。
就此意义而言，行政的审判统制可被理解为当然包含在法治主义原则之中。[2]对于法治主义，在构筑日本近代行政法学基础的美浓部达吉那里作出了以下表述：法治主义原则的意义是……非基于法律根据，不得以行政作用侵犯人民的自由和财产。如前所述，在生命与人身自由价值平衡中，如选择一种优先保护的价值，我们只能选择生命。
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更加注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同时，性别平等是实现正义的重要标志，正如世界银行政策报告所提出的促进性别平等的关键因素是为两性建立一种制度上公平的‘赛场。因为被伤害的正义再次获得社会成员的信任是需要付出代价的。第10条第1款中规定，国民经济以社会正义为基础。
其特点是，重在平时的预防，建构良好的医疗保障制度，使一个国家遇到各种风险的时候能够有效应对。最近美国民主党两届总统候选人、美国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在民主党代表大会上演讲中提出：我们正面临100年来最危险的公共健康危机和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崩溃。
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在宪法领域里出现的重大变革，并不是从制度本身的变革开始，而往往是通过一些个案推动的。以英国政治思想家边沁为首的近代功利主义者把功利作为正义的基础，把是否达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作为社会目标。个别国家主张不应禁止治疗性克隆，要为需要治疗的人提供帮助。因此，坚守社会正义的价值并在实践中全面实现正义是社会主义宪法的本质要求。
（五）变动中的国际秩序与正义 宪法学必须考虑国际秩序的变动与不确定性。人民健康，拥有安全感，拥有尊严，是国家存在的目的与基础。同时认为，严厉的安全措施会加剧对和平与安全的现有威胁或造成新的威胁。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分配正义是指不同地位、不同身份的人们按等比原则办事，即所谓不同品德的人们在社会上享有不同的政治权利、不同的社会荣誉和不同财产数额。
虽然目前世界范围内的疫情呈现总体缓和迹象，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仍无逆转，多国近期出现反弹。如《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所讲：疫情结束之后，人类怎样从一种非常态的规则世界转入常态的规则世界，非常态下的一些限制性措施延用到常态的生活，会带来个人自由的侵害。
但合理差别的判断也是有界限的，理念上要符合正义原则，以价值主义控制功利主义。如在印度尼西亚制宪过程中，建国五原则是总的指导思想，它反映了印度尼西亚宪法的基本精神。
疫情带来的新的不平等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宪法作为自由之法，始终将捍卫自由作为自身的使命与价值。对社会正义的这种解读并没有错，但至少不完整，有时过分拘泥于对弱势群体的父爱主义的关照，反而消解了社会正义本身拥有的价值内涵。基于自由主义传统下形成的自由权与生命权之间出现冲突时，以哪一种权利为优先？在疫情期间，这一问题引发了不少国家学界的争论，如在德国。（四）建构以生命和健康为核心的新的基本权利体系 在后疫情时代，在基本权利体系中，如何优先保障生命权和健康权？这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基辛格博士认为，疫情以后即便各个国家采取措施，但也很难回到原来的国际秩序，因为疫情会改变国际的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不能要求国家和社会尊重我们获得、享用、分享安全的权利，则健康权也就失去了立足之地。国家与国家之间除了科技的竞争之外，最本质的竞争是制度的竞争，而制度的竞争集中表现在宪法体系与运用能力，也就是宪法能力。
长期以来，我们所理解的法治功能主要是事后的追责、事后建构一种法律功能体系，但是我们忽略了法治应该发挥的稳预期核心功能。它意味着人类历史的重大转型，标志着人类生活的新的选择。
特别是面对严峻的疫情，从实践理性的视角，需要把正义与健康有机结合起来，使正义获得更广阔的价值空间。在这次疫情中，确实有些公民的自由受到限制，这种限制是合理的，但我们不能把公民人身自由等限制常态化，也不能因限制某种自由，而忽略对自由的尊重，否则社会正义的原则就会受到损害。
如果这种现象继续存在，将会大大压缩人们享受自由的空间，导致正义原则的削弱。2018年宪法修改，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写入宪法，自由与法治、公正、平等共同构成国家价值观。平等与正义价值在社会发展中如何保持良性互动是发展理论首先关注的重大课题。可以说，这是近一百年的人类文明史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事件，也是对人类文明秩序的最大挑战。
G20国家中，中国主张病毒没有国界，全世界要团结合作，共同来应对疫情。面对疫情给人类生活带来的重大挑战，我们需要思考人类生存的意义以及国际秩序的新局面。
在特殊情形下，在生命权的平等保护上人类有时不得不采取无奈的选择，但对国家而言，由于资源的不充分而采取生命权的选择性保护，会带来国家义务履行的道德风险。这种理念源于宗教的最初表达，主要的宗教都强调社会正义和对穷人的关照，如佛教主张关照穷人，基督教主张像爱自己一样爱你的邻居等。
尽管我们的防疫抗疫制度并不完美无缺，也有不少改进的空间，但通过防疫抗疫所传递的价值观，就是国家的价值观——人的生命保护是优先的。这种逻辑是经不起宪法考验的。
社会正义是宪法的核心理念，要保护每个人体面的生活，确保最低限度的生存托底的生活。面对前所未有的危机，我们需要前所未有的人民的运动——人民站起来为民主和正义而奋斗，为对抗贪得无厌、寡头政治和歧视偏见而斗争。但是，在疫情面前，宗教信仰的自由、宗教活动也应受限制。宪法发展不能离开国际秩序，宪法要回应国际秩序的变化，不能回避宪法的国际化趋势。
因此，在现实生活中，既不能把平等权泛化，也不能把平等理解为平均主义，要正确区分合理差别与不合理差别的界限。但是这种个体与共同体之间如何形成合理平衡？传统的西方自由主义认为，自由的享受与共同体价值是有冲突的，但通过这次疫情，我们对共同体、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认识有了新的变化。
宪法是人民通过制宪权构建的一种公共生活，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效力。苏加诺同时认为，议会民主应与社会正义相联系，不仅要有政治上的平等，也要有经济上的平等。
因此，有必要从维护弱势群体的正义观，转向以尊严为核心理念的正义观，赋予国家更多的实现社会正义的义务。面对特殊的紧急情况和公共危机受限制，人们更加珍惜自由，对比例原则的期待越来越高。